人权体系中最稳固的规范基础即《世界人权宣言》，所有的人权历史文化考据和人权哲学证成都应当以《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为框架，否则人权只能陷入漫无边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争中。
但是，老子的向往其实是一个无政治的时代，是原始初民的状况，可惜历史不可能倒回去了。将道直接比附为君道或君权，不仅为乾纲专断准备了理论依据，而且为独夫民贼提供了培养基。
严格地说，对于以上提到的立法司法过程中出现的人性之恶，也同等视之。其他诸子论道也因其语境的不同，对道的阐释也呈多面性，我们这里只选取其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至此，可以为法律下一新定义了：法律-是以国家权威强制施行的对人性中恶的行为的制裁和规范。当人们说到恶的时候， 一般是指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形成了伤害。不过，反观西方近代才论及道德与法的关系，比之中国竟后延了近两千年之久，至今亦无定论，不也让人顿生百步之笑吗。
法律的目的是惩治人性之恶，使人们之间恶的对立转化为对立统一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却把权利问题推向新的高度。将公民监督导入监察体制，极大推进了反腐制度效益的释放。
行政监察职权转隶监察机关后，在客观上造成针对行政系统内部人员监察的空缺。[22]此外，对于转办的信访事项处理，除基于人员监察的联动外，必要时可探索类似轨迹跟踪、警示提醒、发函督办、情况通报等信访处理职责督促机制，以监察机关的权威提升行为监督的实效。[5]参见孙笑侠、冯建鹏：《监督，能否与法治兼容——从法治立场来反思监督制度》，《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可行的制度安排是：一方面通过导入公民监督过程中的线索进行梳理，针对其中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行为启动监督、纠错或者国家赔偿程序。
若没有基于功能的监督分工，则笼统的权力监督势必引发监督错位。并且，监察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保证了监察监督拥有足够的权威回应公民诉求。
第二，在监督过程中，针对同一监督对象，实现不同监督机制的联动，形成监督合力。这是监督体系职责分工的要求，也是宪法国家机构职权配置原理的体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针对违法行政行为提出检察建议等，均合乎逻辑地成为监察体制改革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方向。[1]与制约模式不同，在这种模式下，监督机关与被监督对象之间不存在职权交叉，因而可保障被监督权力独立行使，但较为强调监督机关的权威。
其次，从各监督机制相互协调的角度看，《监察法》较为关注其他国家机关对监察机关的配合和协助，但未充分考虑监察机关与其他监督机制的联动协调，以及对其他监督机制的支持和配合。[17]参见魏昌东：《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辩证：属性、职能与职责定位》，《法学》2017年第３期。三大监督机制的对接，在客观上将溢出体制的非正常权利救济行为重新拉回常规救济轨道。可以尝试将信访部门与监察机关线索处置机构联合办公，在机构层面实现监督—救济的体系沟通，同时促进信访在监督体系中向公民监督机制和民情传递机制的功能转型。
这就要求监察机关线索处置机构与外部保持密切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基层监察应综合适用《监察法》第45条第1项、《监察法实施条例》第71条的谈话提醒规定，强化对决策人员的廉政教育和依法履职提醒，同时展开定期监察，保持持续的外部威慑。
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创设新的监察监督，让监察监督发挥枢纽作用，推动其他监督机制与监察监督的协调配合，构成了监督体系贯通的主要路径。在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行政复议权威有所弱化，目前虽然还保留审计监督，但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已难以单独承担起自我监督的重任。
（一）如何避免监察监督的单兵作战 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的贯通，应当分为两步：一是通过转隶部分监督职权和设立监察监督，厘清各监督机制在监督体系中的职责定位，从而理顺监督体系的逻辑，使监督体系下的各种监督机制在清晰的功能界分格局下各司其职。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是分析当前监督体系不贯通、缺乏监督合力问题的理论基础。《监察法》第35～39条对报案或举报进行了制度化规定，并将问题线索受理处理机制作为监察程序的第一步骤。另一方面，为回应上级考核压力，向一些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诉求妥协。在移送的优先顺序上，监察机关具有优先性。二是监察机关的监察监督，主要针对行使公权力人员的监督。
除通过行为监督来纠错之外，《监察法》实施还应特别注意督促职责的适用。制约以科学的职权分配为前提，否则便可能陷入推诿或对抗，减损权力运行的效率。
这正是监督体系通过配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的体系逻辑之彰显。基于人员腐败、职务行为与公权力行为的内在关联，为实现以人员监察促进权力规范运行的监察效果，在监察监督与行为监督之间应建立联动机制。
这也是对舆论监督的制度化支持，可将缺乏直接强制力的舆论监督导入有效的制度化问责，促成民意与制度在反腐上的融合。第二，将监察监督置于人大体制之下，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审判机关的审判监督，共同构成国家机构层面的3大监督机制。
这决定了监督机制的设置不仅应当关注权力运行的具体环节，还应基于权力运行的整体逻辑形成监督整合。也只有通过对权力行使人员的渗透，才能借助权力介入公共资源分配来获得不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监察机关的线索处置机构接受信访诉求后的初次分类具有程序意义，据此构建分流转办程序，决定是行为监督先行启动还是人员监察先行处理。
这是腐败治理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恰当功能定位，但其前提是，由监察监督启动的监督体系本身是贯通的，如此方能实现诸种机制间的联动。3.对接人大，形成公民—舆论—人大—监察机关的贯通结构 经由监察机关的线索受理和处理程序，公民监督得以导入国家机构—公民层面的公民权利常规救济机制。
在监督体系的结构安排上，可根据人员监察和行为监督的衔接机制实现反腐与权利救济的双重目标。某个关键环节的职责行使出现违法或犯罪的情形，会最终导致权力行为的偏差。
[11]权力运行存在权力行使机构、职权行为和行使职权人员的逻辑区分。分段信访是公民监督的重要方式。
对于与公民个人利益切身相关的职权行为，无论大小都可通过监察举报进入常态化、制度化的处理程序。在《监察法》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将其第34条的概括性规定细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明确移送条件、情形、程序、处理方式、责任等具体程序机制。[15]参见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这也决定了各监督机制在监督对象、方式和权限等方面的区分。
参见贺雪峰、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外部监督虽然具有规范性、单向性、权威性等特点，但是如果不能与内部监督形成协调，那么就可能会因为缺少缓冲空间而造成监督方与被监督方的龃龉。
《监察法》线索受理处理机制的制度意义在于，将公民监督导入监察体制，以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的线索处理，引导公民监督的有序进行。各监督机制之间的功能互补，体现在针对同一监督对象的监督机制联动和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整合。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将人民意志转化为以法律为主要形式的国家意志，并产生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简单的形式法治化思路不符合基层治理的有效逻辑，更无助于基层治理的现实有效性提升。